当特朗普通过Truth Social宣布对伊朗实施空袭时，这场军事行动的本质已悄然改变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披露，决策过程受到福克斯新闻报道的直接影响，B-2轰炸机的佯攻更暴露了行动对社交媒体的依赖——军方试图用物理手段干扰数字注意力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伊朗通过转移铀设施和预告报复行动，同样展现出对信息战的娴熟运用。这场冲突中，传统军事机密被实时推文取代，战略评估让位于情绪共振。
佐兰·曼达尼的逆袭印证了注意力分配的新规则。这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仅用4个月就将支持率从1%提升至胜选，其核心策略是制造【认知冲突点】：徒步穿越曼哈顿的实体存在感，配合短视频平台的病毒传播。与之对比，科莫阵营250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投放沦为无效噪声。更突破性的是，曼达尼团队敲开150万户门铃的线下动作，本质上仍是注意力捕获的延伸——每次敲门都是对选民心智空间的物理占领。
Cluely获得a16z的1500万美元投资，标志着注意力估值模型的正式确立。这家被称作"企业版杰克·保罗"的公司，其价值不再源于产品效用，而是制造噱头的能力。——当风险投资开始用MCN机构的标准评估项目时，硅谷的创新叙事已彻底重构——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转变与政治领域的特朗普现象形成镜像：两者都将注意力量化为可交易的资产类别。
三个案例共同揭示了新型权力架构：地缘政治怨恨和住房危机作为原材料，经过社交媒体加工后，经由预测市场和情感下注完成定价，最终转化为炸弹、选票或支票。更具颠覆性的是，这条供应链正在吞噬传统制衡机制——当国会如同"水边扑腾的鱼"时，真正决策权已转移至乔·罗根等注意力中间商手中。
赫伯特·西蒙1971年预言的"注意力匮乏"正在全面应验。但与20世纪的信息过载不同，当前阶段呈现【67%】的质变特征：叙事不仅是经济行为的驱动因素，其本身已成为可量化交易的经济活动。这种转变带来的核心矛盾在于——当建造住房的预算取决于TikTok传播力时，社会还能否维持基础功能？答案或许藏在曼达尼支持者门把手上悬挂的竞选传单里，那既是旧时代的纸质遗存，也是新时代的注意力凭证。